核酸费用、大白工资、方舱建设……过去一年高强度“动态清零”的防疫措施都由财政买单，岁末年初，中国多个省份公布去年财政支出情况，揭示了这个答案。

经历多轮疫情冲击的广东，疫情防控支出最高，达到711.39亿元，而去年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18769.41亿元，这意味着去年广东政府所有支出的3.8%左右用于防疫。

作为首都的北京，虽然没有全面封城，但防疫上的投入也达到近300亿元，占总支出的4.2%。

相比之下，经历大面积长时间封控的上海，仅公布了市本级的防疫支出为167.7亿元（不包括下属各区），占其市本级支出的5.6%。

福建省公布去年全省各级财政投入130.43亿元用于防疫，占总收入的2.3左右。
 
去年4月18日，一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上海标志性的外滩进行消毒作业。

从各省的情况可以粗略归纳出，根据各地疫情严重情况不同，各地防疫投入大致在财政总支出的2%-6%之间。

1月30日中国财政部公布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万亿元，照此推算，去年一年中国防疫总支出可能在5200亿元至1.56万亿之间。但具体数据在今年3月份的全国“两会”上或有披露。

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12日，中国财政部发行了7500亿元特别国债，为期三年。

防疫支出并不是往年地方财政每年编列的预算事项，各个地区的统计口径也不尽相同，比如北京粗略地列为对各区疫情防控资金支持、全力保障疫苗接种、核酸检测等资金需求；广东又包括了“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”；上海则在此基础上加入“服务保障外省市援沪医疗队”等。

收支矛盾

防疫支出的这部分增量是往年财政安排中没有的，同时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减税减费，使各地财政收入减少，“一增一减”下，使地方政府财政吃紧。

去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0.6%，为20.4万亿元；但支出却增长6.1%，达到26万亿。具体而言，31个省份中，仅8个省份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正增长。

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也传递出对此情况的担忧。经济学人智库（EIU）经济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，“中国的官员们显然非常担心财政可持续性，因为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’一词在（中央经济工作）会议声明中不同寻常地出现了三次。我注意到他们在文件中删除了‘减税’的提法，这进一步表明他们不希望将政府财政绷得太紧。”
 
北京恒大一处未完工楼盘。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恒大危机这样的现象，是这次经济刺激需要考虑的重点。

令地方政府更为难的是另一块收入的大幅下降——土地出让金。

多年以来，中国房地产开发沿袭香港卖“楼花”的模式（预售制）——向银行借贷数以亿计的资金买地，之后几个月内就开盘售楼，收回资金后，再买更多的地，借更多的债，开更多的盘。

城市大规模建设、经济增长，地方政府也在这一过程中大举卖地，充实财政；居民买房炒房，实现资产增值，似乎实现了一个难得的多赢局面。

但房地产市场的另一个特性也逐渐显现，随着楼市走高，无论企业还是居民，都在大举借贷，风险不断累积，像一个内部翻滚的压力锅。

2020年，中国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“三道红线”，对金融机构提出房地产贷款限制，几个月内，高杠杆运作的100多家房地产企业，相继出现债券违约，资金链断裂，甚至倒闭，“烂尾楼”成批出现。

到2022年，数百个楼盘的购房者在网上联署声明，宣布“烂尾楼”若不复工，将不再缴纳贷款。

体现在财政上，去年至少28个省份政府性基金收入（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）同比下降，其中天津、吉林、黑龙江、青海等降幅超过50%。

在财政压力和“烂尾楼”的困局之下，中国政府政策不断转向，放开越来越多对楼市的限制。去年底中国副总理刘鹤称，“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，针对当前出现的下行风险，我们已出台一些政策，正在考虑新的举措，努力改善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，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回暖。”

但亚洲开发银行（ADB）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（Albert Park）提醒，中国政府和房地产的关系还未根本改变——政府高价出售土地，以获得财政收入，资助公共投资。因此，还需要进一步改革，为地方政府提供其他的收入来源，使他们能够与房地产行业保持一定距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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