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，中国门阀世族的诞生与覆灭：公元905 年白马驿，军阀朱温将30 多位朝廷重臣集体诛杀，并抛尸于黄河，门阀世族被灭。当时的门阀大家族垄断国内的田园、盐铁、劳动力和人才，家族有着私塾、图书馆、私家兵，重视读书教育和武术训练。这些门阀虽然可以抗衡皇权，可惜的是，这些家族没有像英国一样，制定一个宪章，成立一个国会，限制皇帝的权力。门阀虽然被灭了，但此后，全国也再没有一个能够抗衡皇权的阶层，导致元明清三朝，皇权高度集中，一人说啥，全国就要啥。

一、西汉建立，门阀世族的诞生
        关于他们的故事，还得从西汉初年说起。刘邦灭掉项羽建立西汉后，大封开国功臣，不仅赐给他们世袭爵位，还赏给大片封地并免除赋税。可刘邦没有料到，这份“开国福利”，竟意外滋养出第一批特权阶级，这个特权阶级成为门阀的最早雏形。
      我们最为熟悉的“汉初三杰”之一萧何就位列其中。萧何因辅佐刘邦功勋卓著而被封为酂侯，他的后人家族借着这份荫功在整个西汉王朝历任要职，短期内最著名的代表是萧彪和萧望之。萧彪官至侍中，退休后迁居东海郡兰陵县，兰陵萧氏由此形成。萧彪繁衍四世后，兰陵萧氏的第一个名人萧望之诞生。萧望之历仕汉武帝、汉昭帝、汉宣帝、汉元帝四朝，位列三公，推动“昭宣中兴”形成，权力和功绩皆一时无两。
      更厉害的是，自萧彪开始数百年间，兰陵萧氏出了 6 位皇帝、29 位宰相，其中包括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及继承者，南梁的开国皇帝萧衍及继承者，南齐宰相萧思话、南梁宰相萧缅、萧嶷等人。可以说，兰陵萧氏到魏晋南北朝时成为当时顶级士族门阀。

        有萧规当然有曹随。以军功定天下，以“无为而治”安天下的曹参，西汉建立后，刘邦封他为平阳侯。曹参的后人世袭侯爵，但随着推恩令的不断削弱，外加被牵扯到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，昔年辉煌已然不再，但家族势力依然庞大。曹参的后人中，有兄弟俩，一个叫曹节，另一个叫曹潀。曹潀一支一直留守在祖先封地平阳，他们一边跻身朝堂权势，一边靠着特权垄断平阳的盐铁生意，连周边郡县的盐商都得向其缴纳“过路费”才能通行，甚至通过勾结官府，将盐铁定价权牢牢攥在手中，逼得小商贩要么破产要么依附。曹节这一支离开平阳，迁到沛国的谯县。曹节有四个儿子，老四季兴便是曹腾，曹腾嗣子是曹嵩，曹嵩长子就是那个在东汉末年兴风作浪的曹阿瞒曹操。

        所以，当乱世英豪也是有门槛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更不是一个织席贩履之徒，就能揣着把水果刀靠近熟睡的董卓。至于织席贩履之徒终究也能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，只是时代的怪胎，从草民到草莽，概率比中状元还低。当然，当时还没有状元这一说。

      扶刘邦上位、杀刘邦老婆的灌婴封颍阴侯，当然，封侯是因为他的王牌军对刘邦的军事帮助，杀人妻是后来的事。灌婴的后人在颍川扎根，凭借家族世代积累的财富兼并土地，巅峰时占据颍川近三分之一的良田，还通过“灾年放高利贷、丰年低价收地”的手段扩张，颍川太守到任后必先登门拜访，否则政令连县城都传不出去。

        最传奇的还得是一个叫杨喜的人，他也在西汉立国后被封侯，但他是事红人不红，知名度没有前面几位的高。楚汉战争时期，杨喜还只是个普通士兵。项羽垓下兵败后，刘邦放话，得项羽尸身者可封侯。项羽逃到了乌江，因担心因兵败见到江东父老时羞愧，不肯过江，自刎而死。追至跟前的汉军一拥而上，争抢项羽的尸体，杨喜抢到项羽的一条腿，被封为赤泉侯。杨喜的家族自此在弘农立足扎根，他们不仅手握大片封地，还涉足冶铁业，凭借优质铁器远销关中的生意积累巨富，甚至建立起私人冶铁作坊，招募流民为工匠，慢慢发展成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家族，并经过几代经营，成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弘农杨氏。
        到西汉末年，弘农杨氏已成为关中数一数二的大家族，为后来东汉时期“四世三公”的辉煌打下基础。顺嘴提一句，这“三公”中的第一代“三公”杨震，大多数中国小朋友在启蒙阶段就听过他的事迹。话说有一个叫王密的人，为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，特意在深夜怀揣十斤黄金前来表示，并说：“夜深人静，无人知晓，大人可安心收下。”杨震年轻时隐居教授儒学二十余年，弟子数千人，被誉为“关西孔子”。面对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，关西孔子直接没给一点面子，正色道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！何谓无人知晓？”这就是流传千年的“四知拒金”。

      言归正传。这些荫功侯位产生的大族门阀和地方豪强虽然势大，但终西汉一朝，地方豪强还只是有背景的地方“土霸王”，虽有土地和财富，但权力未延伸到中央，至少不能左右和抗衡皇权。

二、东汉，门阀世族可与皇权抗衡
        西汉末年，具体为汉元帝以后，政治逐渐腐败，外戚和宦官的势力逐渐崛起，王莽横空出世，天下大乱，于是，这些地方土霸王们终于等到了向中央渗透的机会，他们或拥兵自重，或资助义军，在乱世中争取政治资本。
        以邓禹为首的南阳邓氏、以耿弇为首的河北耿氏等新豪强，直接捐钱捐兵帮刘秀打江山。邓禹作为刘秀的“云台二十八将”之首，不仅自带数千家兵追随刘秀，还动员南阳宗族捐献粮草，其家族庄园提供的军粮一度占据刘秀军粮供应的三分之一，成为刘秀军中的“后勤支柱”。
        耿弇家族则凭借在河北的影响力，为刘秀招揽了数十万河北骑兵，家族掌控的私人武“耿家军”更是成为征战核心力量，在刘秀夺取天下时立下不世之功。可等到刘秀登基建立东汉后才发现，这些当初帮他上位的豪强，已经升级为“管不动”的世家。

        东汉的建立本就离不开豪强支持，刘秀自身也是南阳大地主出身，云台二十八将多为地方豪族，就像“股东凑钱开公司”，皇帝根本难以打压“大股东”。比如刘秀想清查土地以规范收税，结果世家不仅集体隐瞒田产，甚至敢暴力抗税。南阳邓氏公然组织家丁殴打前来清查的官吏，河北耿氏则干脆谎称土地为“军屯禁地”，拒绝官府介入。这些世家还建立起“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”的庄园经济，一个大庄园动辄占地数百顷，包含农田、桑园、鱼塘、手工作坊，能实现自给自足，园内佃客、私兵众多，地主拥有行政、司法甚至生杀大权。
      弘农杨氏的庄园里，曾有佃客因欠租被打死，地方官却不敢过问。当时的地方官无奈地跟刘秀说，河南、南阳这两个地方不能查。具体说，这两地盘踞着三大硬茬：邓皇后家族邓氏、阴丽华皇后家族阴氏，再加上已崭露头角的弘农杨氏，权势连皇权都得让三分。

      东汉一开国就带着“病根”，连刘秀这样后世称颂的开国明主都没辙，只能不了了之。而这种世家压过皇权的局面，到东汉中后期更是愈演愈烈，大量土地和人口被豪强控制，国家税收来源急剧萎缩，中央政令在地方的话语权不断降低。
      当时，察举制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，负责给朝廷“举荐品行优良者为官”，但地方大族的世家借着察举制的漏洞，慢慢把选官权攥到了手里。其中具体的一个漏洞就是“举孝廉”。朝廷让各地举荐品行好的人做官，可这些大族举来举去全是自己人，不是自家子弟，就是依附自己的门生故吏。反过来，这些被举荐的人当了官，又接着举荐大族的孩子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官职被他们牢牢垄断。

        然后是汝南袁氏，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，都从袁绍那里听说了他“四世三公”的显赫家族，即汝南袁氏。在西汉平帝时期，有一位儒学博士，名叫袁良。袁良的孙子袁安，从小承袭家学，研习《孟氏易》，刚进入体制内就担任汝阳县功曹，后以孝廉获举，官至司空、司徒，自此为后来显赫的家族奠定了基础。袁安在任司徒时，一次就举荐了 5 位宗族子弟担任州郡要职，当时民间甚至流传着“汝南袁氏，门生故吏满天下”的说法。 后来三国时袁绍能快速集结力量讨董，正是靠着家族遍布天下的门生故吏支持。
        除了以上这两家，颍川陈氏也不容忽视。从陈寔开始，家族世代以儒学传家，陈寔之子陈纪、之孙陈群连续三代在东汉为官，凭借“德行声望”垄断颍川地区的孝廉举荐权，当地有“颍川士大夫，不出陈氏门”的俗语，就连曹操早期都曾依附陈氏获取人才支持。此外，西汉末的大庄园主、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外祖父樊重及后人经营起来的南阳樊氏，和“扶风窦氏”等也通过联姻、举荐形成利益网络，比如樊氏与阴氏通婚，窦氏与邓氏结盟，互相扶持垄断地方权力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士族门阀真正成了能和皇权分庭抗礼的势力。

三、隋朝收回门阀的权力
      隋朝统一全国后，皇权正式着手收回权力。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，斩断门阀垄断官职的路径。隋炀帝开创科举，试图以寒门子弟打破世家对朝堂的把控。但盘根错节的门阀早用实力守住了根基。
        隋文帝推行均田制、清查隐田，崔、卢等家族将田产拆分给亲族、门生，甚至伪造田契，把土地登记在佃户名下，官府查了半年竟无半亩收获。这种局面到唐太宗时更显尖锐：即便科举已经推行，朝堂半数官员仍出自“五姓七望”（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、博陵崔氏、赵郡李氏、陇西李氏）。在这些世家眼里，李唐皇室虽执掌天下，不过是胡汉杂糅的军事暴发户，他们自认为以儒学礼法为根基，传承数百年的正统门风，远非靠军功起家的李唐皇室可比。

      清河崔氏曾公开拒绝与皇室联姻，称 “吾家累世衣冠，岂与胡虏通婚”，赵郡李氏也宁愿与博陵崔氏通婚，也不愿接受皇子赐婚，气得唐太宗直言“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”。
      更让唐太宗不满的是，这些世家通过“内部通婚”形成封闭网络，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世代联姻，太原王氏则与赵郡李氏通婚，互相巩固地位，甚至不与其他士族往来。
      彻底让唐太宗动怒的是，他令吏部尚书高士廉编《氏族志》，结果高士廉仍循旧制，把清河崔氏排在第一，李唐皇室却排在第三。唐太宗当场怒斥：“这些世家世代衰微，全无像样官宦，还敢狂妄自大！我朝功臣打天下立功劳，难道比不上他们的空名头？”盛怒之下，他要求以“今日官品人才”为等级，将皇族立为第一，外戚长孙氏升为第二，清河崔氏则降为第三。

      即便皇权施压，这些世家的门第优越感仍硬气十足。博陵崔氏依旧只与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等顶级门阀通婚，对李唐皇室的赐婚置之不理，甚至私下仍称“崔卢郑王，天下望族”。

     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，世家门阀凭借家世横行七百年的特权，终究还是败给了时代的洪流。唐末黄巢起义横扫全国时，专门盯着五姓七望等顶级门阀的庄园和聚居地下手。这些庄园既是士族财富的核心，也是压迫农民的据点，起义军对其恨之入骨。
      清河崔氏在博陵的祖宅被焚烧殆尽，珍藏数百年的家谱、典籍化为灰烬，族中收藏的青铜礼器、名人字画被洗劫一空。范阳卢氏族人惨遭屠戮，仅在涿州一地就有上千名卢氏子弟被杀，尸体堆积如山，连婴儿都未能幸免。荥阳郑氏的藏书楼藏有上万卷珍贵古籍，被起义军付之一炬，传世的郑氏家训也因此失传，家族积累的学术财富毁于一旦。太原王氏的田产被瓜分殆尽，留在故土的族人流离失所，有的甚至沦为乞丐，曾经富丽堂皇的庄园被拆毁，木材、砖瓦被起义军用作军资。弘农杨氏则因与唐皇室有联姻关系，被起义军重点打击，祖祠被捣毁，历代祖先牌位被焚烧，积累数百年的家底几乎被洗劫一空。
        眼看世家门阀奄奄一息，朱温又补上了致命一击，就是文头提到的白马驿之祸。被诛杀人员还包括清河崔氏的崔远、荥阳郑氏的郑綮、太原王氏的王溥等顶级门阀代表。白马驿之祸不仅瓦解了李唐朝堂核心势力，诛杀了门阀核心官员，更彻底摧毁了士族的政治根基。至此，和皇权博弈了七百年的世家门阀，在黄河的滚滚浊浪之中彻底终结，只留下一段段关于曾经阔过的笑谈。